安徽淮南潘集:因砍柳树枝引发的伤害案 究竟他是否是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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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10-19 16: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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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住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田集杨圩村武广花向媒体反映;他老公杨同陆因阻止邻居马某某砍自家的柳树枝却惹出了大麻烦,现在已被关押近9个月。

武广花说,2016年油菜花开的时候也就是三月份,她老公杨同陆看到有人砍她家的柳树枝就上去阻拦,当时她老公把砍树枝的人刀夺下,然后砍树枝的人拿柳树枝打她老公,她老公就夺回树枝打了两下,没想到事情过去近两个月后,公安部门突然叫他老公过去问情况,最后对方竟然成重伤了!

武广花还说;对方(马某某)虽然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都住的比较近还经常见面,事情发生后那么长时间都没人找他们,而2016年5月5日对方突然马右尺骨骨折,左肋骨骨折,脾破裂?她怎么也想不明白3月份吵架的怎么变成5月份了,而期间也没有任何人找过他们。

据起诉书内容显示;被告人杨同陆因涉嫌故意伤害罪,于2017年2月28日被淮南市公安局潘集分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13被批准逮捕,次日执行逮捕。于2017年5月10日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依法询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意见,审查了全部材料,期间于2017年6月1日返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2017年6月30日补充侦查完毕再次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2016年5月5日傍晚,在淮南市潘集区杨圩窑场东北方向杨圩北湖的一处耕地前,马某某用菜刀砍了杨同陆家种植的柳树枝,杨同陆与马某某因砍树枝的事情发生口角,杨同陆使用双手折马某某右小臂夺下了马某某砍树用的刀,并用被砍下的树枝击打马某某左腰部致马某某受伤。后杨同陆逃离现场,2017年2月27日,经淮南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马某某右尺骨骨折构成轻伤二级;左肋骨骨折,脾破裂,构成重伤二级;综合评定其损伤程度构成重伤二级。

根据杨同陆的律师辩护词显示;此案主要悬疑是事发时间不符,还有就是被害人的口供和嫌疑人的口供不一致。

关于被告人与被害人发生冲突的时间。

从杨同陆的供述分析,杨同陆在公安机关的第一次询问中(当时本案并未作刑事案件立案),回答公安机关关于案发时间的询问时,一开始就表明是在“油菜花开”的时候,该笔录中虽有“4、5月份”(包括之后的询问笔录中的“4、5月份”)的记录,但辩护人通过查看公安机关问话时的同步视频资料发现,该所谓“4、5月份”的表述是公安人员首先说出并对被告人进行诱导的,而不是被告人本人主动说的,既便在公安人员的诱导下,被告人也没有明确肯定就是在2016年4、5月份,反而多次提到“油菜花开”、“摘蚕豆头”等反映初春三月的农作物环境(当地油菜花开的时间一般在三月初至四月中旬)。而在2017年的所有讯问笔录中,被告人均一直明确供述与被害人发生冲突的时间是2016年的 “三月份”,并能明确是在“三月份的某个星期天”、“三月份的一个周日”,从未有过反复。值得注意的是,在被告人的供述中还明确提到当时其“穿着袄子”。结合出庭证人杨开喜证言所述,双方冲突当天是在植树节的第二天(因为3月12日植树节当天杨开喜买了樱桃树苗和榨(音)子树苗,所以记得清)。辩护人查阅日历发现,2016年植树节第二天即3月13日正是星期天,与被告人供述“三月份的一个周日”完全契合。至于被告人供述称当时身穿袄子,也表明了当时的季节处于春寒料峭的3月,而非渐感夏热的5月。

再从被害人的陈述来看,其陈述双方发生冲突的时间是2016年5月5日下午(有时又陈述是在5月5日傍晚),当天她身穿红色运动外套(这种衣服属于较厚的衣服,与其陈述的季节不相符)。而根据出庭证人蔡春杰的证言,以及和谐家园小区电梯维保记录表,2016年5月4日、5日、6日三天,被告人均在和谐家园小区从事14台电梯的维保工作,每天都是干到天黒大概六、七点钟才下班。公诉人质疑并推测被告人维保电梯中途离开工作场所前往事发地的可能性,但证人蔡春杰明确表述被告人维保电梯携带大量工具(如油桶、刷子、扫帚等等),如果要离开必需把工具交回物业办。而她自己则是24小时在物业办(其本人住在物业办),并没有看到被告人中途回物业办交还工具。此外,辩护人也亲自从和谐家园小区到事发现场进行了实际考察,两地不仅相隔较远,而且路况复杂,即便骑自行车也需要20分钟以上的时间。何况,被告人也没有理由、没有必要选择在维保电梯工作期间莫名离岗去事发的北湖地里。可见,被害人陈述的事发时间,被告人确在和谐家园小区作电梯维保工作。

上述证据表明,被告人与被害人发生冲突的时间是在2016年的3月份,而并非在5月份,更不是在2016年的5月5日。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与被害人在2016年5月5日发生冲突的证据不仅达不到确实、充分的标准,而且相互之间明显矛盾。

关于被告人与被害人发生冲突的具体情形。

根据被告人的供述,被告人为了制止被害人砍自家的树枝,趁被害人不注意,夺下被害人砍树枝的刀,装入自己右手拎的包里,转身就走。而被害人从其背后用树枝打他,他回过身朝向被害人,用左手夺下被害人拿的树枝,准备还击被害人。由于自己手拿的是树枝的细头(被害人打被告人时拿的是树枝的粗头),上举时树枝弯曲,被告人便用拎包的右手接过树枝的粗头(约有手指头粗)转交左手,被告人用左手攥着树枝粗头,细头朝向被害人打了两下,均被被害人用右胳膊挡住了。之后,被告人就走了,走了一段距离回头看到被害人还在拾其砍下的树枝。

而被害人对双方冲突过程的陈述是:被告人先是上去踢了被害人的屁股,然后又用拳头朝被害人的头部打了几拳,再抓住其胳膊将其手里的菜刀夺走,最后又拾起地上的树枝打其背部(其后面的陈述中又分别称树枝打的是其腰部、左腰背部)。

对于双方明显矛盾的言词证据,既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应不加区别。在无其他证据佐证双方冲突过程的情况下,应当采信哪一方的言词,只能从合理性(或客观性)的角度具体分析。为了便于说明,辩护人先做一个简单的模拟:当发生冲突的双方中有一方手里拿着刀具时,另一方为了防止刀具伤害到自身,本能的反应是先控制或夺下刀具,而不会不顾刀具先去击打对方。因此,被害人陈述其拿着刀,被告人先上去踢屁股,接着用拳打其头,再夺其刀,最后拾起地上树枝打其腰背,显然不符合常理。而被告人关于“为了制止被害人砍自家的树枝,趁被害人不注意夺下被害人砍树枝的刀,在被害人用树枝打自己的情况下,夺下树枝朝被害人打两下就走了”的供述,不仅合情合理,也与双方冲突起因相符(被害人砍被告人家树枝,被告人制止被害人砍树枝)。在被告人夺下被害人砍树枝的刀之后,实际上已经达到制止被害人砍树枝的目的(双方之间素无怨仇),因此他将夺下的刀装入右手拎的包内便转身走了。被害人索要自己的刀不成,用砍下的树枝追打被告人,在此情况下,被告人才又转身夺下被害人手中的树枝还击被害人。否则,被告人用树枝打被害人的行为既没有必要性,也没有合理性。

关于被告人用树枝击打被害人的身体部位,从辩护人的模拟分析可见,被告人与被害人面对面,用左手拿树枝(右手拎着包)朝被害人从上往下打,被被害人用右胳膊挡住。因此,被告人打的部位只能是被害人的右侧面而不会是左侧。因为,在冲突双方面对面和情况下,一方身体的左、右两侧分别对应的是另一方身体的右、左两侧,如果一方用左手拿树枝打对方身体左侧,不仅不顺手,而且极其别扭。再说,如果被告人击打被害人身体的左侧,那么,被害人本能反应也只会用左胳膊抵挡,而不会也不方便用右胳膊抵挡。

上述分析可见,被告人关于双方发生冲突的具体情形的供述合情合理,更加客观;而被害人对双方冲突过程的陈述不仅不合情理,而且是虚假不实的。即,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冲突并没有导致被害人右尺骨骨折、左肋骨骨折、脾破裂,被害人的该等伤情不是在与被告人发生冲突的过程中产生,而是在双方冲突之后的时间里形成,并且另有隐情。辩护人的这一判断,有被害人在侦查机关补充侦查时的询问笔录予以佐证。根据被害人2017年6月1日的陈述,双方发生冲突后,其用左手(右胳膊骨折)将被告人用来打她的四根树枝(有铁锨把那么粗)拿到矿四院北边的开荒地里的毛竹下面。被害人的这一陈述,不仅与其以前关于被打之后疼得在地上起不来,躺了半天才回家的陈述相矛盾,而且充分印证了其与被告人发生冲突后并没有受到前述伤情。试想,一个身体瘦弱中老年妇女,在自己遭受右尺骨骨折,左肋骨骨折,脾破裂伤的情况下,不是第一时间回家寻求帮助(其以前的陈述称其被打后就直接回家了)或赶去医院寻求治疗,反而想着要把四根铁锨把粗的树枝运送到离冲突现场约300米远的矿四院北边开荒地放置,显然极其不合常理。辩护人尤其提请法庭关注的是,双方冲突现场是一处低洼地,四周是坝坡和铁路,高度至少20米。从冲突现场到被害人的开荒地,不仅要连续翻过坝坡和铁路,还要走过崎岖不平的300米小路。受害人在身体受到诸多重伤的情况下,用一只手拿着四根铁锨把粗、一米多长的树枝走完这些路程,显然极不客观。此外,印证辩护人上述判断的证据还有出庭证人杨开喜的证言。证人杨开喜当庭证实,在被告人与被害人发生冲突后的几天,他亲眼看到被害人与其姐姐一同到地里干活,并且还与她们进行了语言交流。

以上分析可见,本案中,辩方证据有力表明被告人与被害人发生冲突的时间是在2016年3月份,而不是在2016年5月5日;被害人的鉴定伤情也不是在与被告人发生冲突的过程中所致,而是另有隐情。而控方证据不仅在关键地方存在诸多矛盾(且不说被害人陈述与被告人供述存在实质矛盾,即便是被害人自己的前后陈述也相互矛盾,并且被害人的陈述与其丈夫的证言也存在矛盾等等,详见庭审调查中辩护人的质证意见),而且达不到“确实、充分”的标准。公诉人只质疑辩方否定本案故意伤害罪的证据疑点,却不能解释并排除其控罪证据之间的实质性矛盾,不能解决指控的犯罪事实明显存在的合理怀疑。显然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或是忘记了自己所要承担的对所指控犯罪的完全证明责任。而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辩方(包括被告人)无须承担证明无罪的责任,只要反驳控方的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标准,指控的犯罪事实存在“合理怀疑”即可。

(本文所有资料及图片都有反映人提供)

http://www.xfrb315.com/news/2017/10/19/1508382613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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